我竟然是白骨精 第三十六章(1/3)

    当然，各个国家在实施授田制之后，会遇到老百姓不愿意种地的情况，也会有相应的法律措施来惩罚和鼓励。

    有一些惩罚措施，比如魏国的规定——《睡虎地秦简》“为吏之道”后所附的“魏奔命律”：

    “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，告将军：叚（假）门逆（旅），赘壻后父，或（率）民不作，不治室屋，寡人弗欲。且杀之，不忍其宗族昆弟。今遣从军，将军勿恤视。享（烹）牛食士，赐之参饭而勿鼠（予）殽。攻城用其不足，将军以堙豪（壕）。”（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释文）

    大意是魏国的一批老百姓不愿种地，统治者本想杀了他们，但又不忍，就派他们去当兵。

    打仗时，吃肉的时候就不给这批人，攻城的时候就让他们冲锋在前。

    其实就是起到“杀一儆百”的作用。

    此外还有一些鼓励措施，比如睡虎地秦简《秦律十八种·厩苑律》就规定了每年四、七、十与正月四次评比耕牛。

    成绩优秀的，则赐田啬夫酒一壶、干肉十条，并免除饲养牛者一次更役，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。

    成绩低劣的，要申斥田啬夫，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。（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）

    对于居赀赎债者，《司空律》规定，播种与治苗时节，各给二十天回家田作。（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）

    包括《田律》有一条规定百姓居田舍时不准醘酒（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此条又见于新出土的《岳麓书院秦简》，见陈松长《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》）。

    恐这怕也是为避免百姓酗酒耽误农作而做出的。

    还有湖南里耶秦简为秦始皇廿七年（前220年）二月，洞庭守礼下达的文书，其中引用的“令”云：“传送委输，必先悉行城旦舂、隶臣妾、居赀赎责（债），急事不可留，乃兴徭”。

    根据此令，文书要求由洞庭郡向内史、巴郡等地输送甲兵等物资，先征发乘城卒、隶臣妾至司寇的各种刑徒，以及隐官、践更县者，原因是“田时殹（也），不欲兴黔首”，且明示，“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，辄劾移县”，动用法律手段来遏制滥发百姓的做法。

    可能又有朋友会问，重农为什么一定要抑商？农商携手并进不是更能促进国家富强吗？

    其实上面引述《吕氏春秋》中的话已经点出原因。

    简单地讲，首先，在统治者看来，经商会使人多诈，不便管控。

    其次，经商获利机会多，吸引力大，会引起百姓弃农经商。

    因为经商只是物品流通，不生产东西，所以从根本上来讲，它会危及统治的延续，西汉前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。

    其三是经商使民众的流动性增大，亦不利官府进行直接控制。

    不过，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经营奢侈舶来品的大商人，历代皆然。

    汉代、六朝较高等级的墓葬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洋货，如玻璃器、东罗马金币等，即便是闭关锁国的清代也有广州的十三行、皇室贵族也热衷购买、仿制和使用西洋的自鸣钟。

    抑商实际主要是针对服务于百姓的普通商人及小贩。

    可能还有人问，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，“四民社会”大体是士、商、农、工，商是排在农的前面，为什么这个时期商的地位会高于农，后来又为何就变成“士农工商”了？

    其实也很简单，最早由管子提出的一种分工论，当时还有定居的用意。

    四民的类别基本是相同的，但表述的顺序有不同说法。

    管子与桓公的对话中，就有两种不同的顺序：（1）士、农、工、商；（2）士、工、商、农。

    农、商先后次序不同，应与战国时期各国对农、商的轻重态度有关。

    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如此。齐国滨海，重视商业，并不是很重视农业。

    《谷梁传》作者不详，很可能是鲁地人，鲁国和齐毗邻，亦受重商风气影响。

    相反，秦国就严厉打击商人。

    重农贱商的秦国统一天下，儒家接受了重农思想，这些都对四民次序有影响。

    《汉书·食货志》就已将“商”排在最后。

    包括面对国家的强制举措，民众为了避免一辈子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命运，于是逃亡、脱籍都是常见手段。

    朝廷则通过鼓励百姓自归、假田（把公田租借给流民进行生产）、募民移民、检籍（审定、核实户籍）、括户（户口清查）来应对。

    汉代到唐代中叶，这些手段都很常见。

    当时在统治中心、交通线以外存在大量的隙地（山区、丘陵与湖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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